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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

时间:2018-07-24 10:26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浏览: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茶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
        云南省茶叶研究所于50年代调查傣族晒青毛茶制法时发现,这种传统晒青毛茶制法仍为许多滇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是云南品“发酵”制法的早期形式,虽未完善,但已初具形态,可视为后世发水茶及普洱熟茶的雏形。
 
  另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中马泽如口述“原信昌商号经营泰国、缅甸、老挝边境商业始末”一文载:江城一带产茶,但以易武所产较好,这一带的茶制好后,存放几年味道更浓更香,甚至有存放到十年以上的,出口行销香港、越南的,大多是这种陈茶。因为一方面经泡,泡过数开仍然有色有香;另方面又极易解渴,且有散热作用;所以香港一般工人和中产阶级很喜欢喝这种茶。这种茶一部分还从香港转运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主要供华侨饮用;因而销量也比较大。……由于越陈的茶价值越卖得高些,我们一方面在江城收购陈茶,一方面增加揉制产量……到了1940年冬季……
 
  普茶发展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定义和工艺演变进行论述与剖析:
 
  一、普洱茶的初始形态
 
  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应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著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著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二、普洱茶名称的来历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三、普洱贡茶的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安徽茶叶网ahcyw.net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四、普洱茶历史的中断
 
  进入20世纪,随封建皇朝统治的灭亡,贡茶已不复存在,普洱茶也从昔日的王公贵族堂上客回到平常百姓家,成为供应市场的大宗货品,这一时期,普洱茶经过多年的传承发展,加工方法日臻完善,柴萼在《梵天庐丛录》(公元1925年)中记叙:“普洱茶是蒸制以竹箬成团裹的大宗茶”。
 
  1939年,李拂一所著《佛海茶业概况》,文中详细记叙当时佛海地区制茶的情况: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將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別品质裝入竹篮。入篮須得湿以少許水分,以防齏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同文记载的另一种“紧茶”,依外形不同,后世称为人头茶或牛心茶,属“散茶”的再加工茶,制法繁复,令印度难以假冒: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入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
 
  李拂一记叙的佛海(今勐海)地区这种茶叶加工方法,已不同于清代细嫩贡茶的加工,茶叶在完成初制后,有多次刻意人工发酵的行为,散茶叶底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与贡茶中同为散茶的毛尖的“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截然不同,品质亦与普通晒青茶差异甚大。 

(责任编辑: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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