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江湖源远流长，上古可以说起商周之际，武王伐纣,濮人献茶；中古可以说到唐代《蛮书》的记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近古可以说到明代人所记的“士庶所用皆普茶”。到了清代关于普洱茶的史料要多些，但阮福的《普洱茶记》也只有短短的800余字。从故纸堆中，我们很难还原一个完整的普洱江湖。古代的普洱江湖我们只能停留在传说与想象之中，如果要活灵活现去描述只能是小说家言，归为杜撰一类。只有到了民国，在李拂一、方国瑜诸先生的努力下，普洱茶才给世人留下了较完整的面貌。从史料的角度而言，普洱茶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进入了江湖时代，以前更多停留在神话与传说时代。真实记录的一鳞半爪往往湮没在“孔明兴茶”等传说之中，茫不可考。
从传说到现代，普洱茶走了3000年。从民国到今天，普洱江湖的历史不到百年。普洱茶的第一次兴起是在易武。随着车里宣慰司在顺治年间的内附，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遥远的边疆与中央的联系第一次变得紧密，中原文化源源不断进入古老的六大茶山，江西人、石屏人、四川人的大量迁居，带来了先进的制茶技术和商业文明，普洱茶得以脱胎换骨，成为了名重天下的云南特产。遗憾的是，关于这个辉煌时代之记录是很少的，留给后人的只是云遮雾罩的谜团。现代人要还原那段历史，除了猜想，没有更多的办法。
普洱茶的第二次兴起是在勐海。为什么是勐海，很简单，因为其邻居缅甸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大英帝国的殖民地。那时的缅甸是东南亚最富庶的，毗邻缅甸的勐海传进了许多西方的东西，比如有人穿洋服。彼时的勐海不是落后的代名词，而是龙云治下的云南的一个开放的典范。传统的茶马古道已经衰落了，普洱茶在勐海汇集，通过英属缅甸相对便捷的公路、铁路与水路运往南洋，或者转口印度运往西藏。勐海是当时令人瞩目的贸易城与茶叶城，连四大家族也垂涎这块流淌着奶与蜜的地方。蒋介石借追击红军打开了龙云之独立王国的大门，继而借助抗战之机将触角伸向了云南的经济。云南的矿山、鸦片（云土）是龙云的经济命脉，茶叶的分量也不可小觑。于是，四大家族控股的中茶公司就于1939年正式进入勐海设立佛海茶厂，意欲控制云南茶叶经济的意图昭然若揭。此时的普洱江湖，是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利益集团角逐的江湖，是号级茶的江湖，是古老传统制茶文化与近代制茶文化相碰撞的江湖。普洱茶的现代萌芽就发轫在这个时期。
普洱茶的第三次兴起是在台湾。1940年日寇入侵东南亚，普洱茶南下的通道被堵死，普洱茶的第二次兴起就此夭折。旋即又是解放战争，等到战争平息可以安静发展经济了，中国又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推行计划经济与统购统销政策。因贸易而兴起的普洱茶，失去了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被限制在寥寥四家定点生产厂家进行生产，然后被中茶云南公司统购，销往香港，以换取宝贵的外汇。这时的普洱茶是香港底层百姓的口粮茶，作为廉价的菊花普洱供应茶楼。这个时期的江湖故事很少，除了边销西藏外，也就是“两点一线”而已。云南有几家茶厂在生产，香港许多茶楼在卖菊花普洱，这就是“两点”。而“一线”呢，就是通过贵昆铁路、京广铁路等铁路线把茶叶运到香港。
这期间，有两件事深度改变了普洱江湖的未来。第一件就是普洱熟茶的出现。香港人有喝陈茶的习惯，但茶商收购的茶往往是当年的新茶，有聪明的商家就通过加水增温的方式来加速普洱茶的陈化。这就是今天熟茶与港仓茶的滥觞。广东茶叶公司借鉴香港人做旧的方式，通过改进工艺摸索出一套较完整的成熟工艺。1973年，中茶云南公司派昆明茶厂、勐海茶厂的技术人员到广东取经，再经过本土的实验，终于奠定了熟茶工艺的基础。由此可见，普洱茶作为贸易的产物，必然受到销区市场的推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销区改变了普洱茶的历史进程，把普洱茶塑造得面目全非。比如，在滇西南，普洱茶是作为当地的一种绿茶在生产，人们经常喝的也是当年的新茶，而到了销区，不管是藏民还是港民，都形成了喝陈茶的习惯。道理很简单，在古代交通不便，加上缺乏保鲜技术，茶叶经过千里迢迢运到销区，肯定大多变成旧茶了。因此，从一开始销区的人就被迫接受旧茶，也因之创造了一套制作和品饮旧茶的体系。茶叶贵新的传统被推翻，这是销区对茶叶的再定义，产区也因此接受了来自市场的反馈，开始生产能够越陈越香的茶。
另一件事就是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公报，宣布香港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这在香港引起了恐慌，尤其是随着1997的临近，很多港人处置了财产移居它地。许多深藏仓库的老茶被便宜处理，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流入了台湾。当时，台湾正流行紫砂壶热，一些聪明的人就想普洱茶性不但适合紫砂壶，而且能越陈越香。如同珠江水适合泡普洱茶一样，台湾人一不小心用紫砂壶来装普洱茶，就无意中打开了普洱茶的潘多拉魔盒，开启了兴起在台湾的历程。普洱茶在藏区是少数民族的粗枝大叶饮料，在香港是引车卖浆者的口粮茶，只有到了台湾，普洱茶因为要配得上价格炒得很高的紫砂壶，一些台湾文人就为普洱茶寻找文化依据，为之注入尊贵的蓝血。于是，在其努力下，普洱茶的越陈越香的理论得到系统阐述和传播，号级茶、印级茶的谱系得以构建，生态价值得以彰显，品鉴收藏文化得以确立；普洱茶成为能喝的古董，能够投资获利的东西。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93年。这一年在普洱茶的历史上举足轻重，因为这是两岸三地普洱茶人交汇的开始。在此之前，除了中茶云南公司的人员之外，香港、台湾人不知道云南，云南人不知道台湾、香港，普洱茶的生产、品饮收藏与文化体系建设分别在不同的地区酝酿，各地对普洱茶的认识都带有极大的本土化特色，由于缺乏交流，偏见盛行。1993年，思茅地区（普洱市前身）举行了第一届中国普洱茶节，两岸三地，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茶人应邀前来，并举行了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产区与销区第一次深度对接，各种流派与观点在碰撞。从这一年开始，越来越多的港台人深入云南的山区开始普洱茶的寻根之旅，云南茶人也第一次打开山门，接受港台之风熏陶。文化碰撞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两年之后的1995年，当时参加国际讨论会的邓时海教授写出了《普洱茶》这本普洱茶文化的奠基之作。这也标志着普洱茶进入了文化时代，进入了台湾茶人唱主角的时代。
也是在1995年，台湾茶人跟易武的老乡长张毅合作，尝试用古法石模制作古树茶饼。这是失传数十年的号级茶在现代的复兴，其意义堪比熟茶在1970年代的诞生，1996年“真醇雅”号的诞生，1999年易昌号的横空出世，宣告古纯时代的到来。
从90年代开始，普洱茶就兴起于台湾，但真正托起普洱茶第三次复兴大旗的不是台湾人，而是广东人与云南人。从2003年开始，前者贡献了芳村茶叶市场、东莞藏茶基地，而后者牢牢把握原料与生产的上游优势，普洱茶产业链就在云南这个产区与广东这个销区之间进行循环，而香港、台湾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普洱茶注定是盛行在大陆，先是在云南与广东的落地，然后向广袤的中国腹地，尤其是北方渗透。
要谈论普洱茶的江湖门派，我们必须从解放后普洱茶的产销格局之变迁谈起，以普洱茶的第三次复兴作为背景，以两岸三地作为支点。普洱江湖的门派，都是两岸三地贡献出来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是，普洱茶界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门派，乃是传统与创新的产物。要谈论传统，我们就要知晓两岸三地各有什么传统，比如云南的传统是原料与生产优势，在此基础上就出现了大厂派与古纯派。前者是计划经济年代的遗泽，比如勐海、下关、中茶皆享用了巨大的历史遗产，具有竞争的先天优势。而古纯派，是1995年以来，港台人深入古老的茶山，与云南人一起探讨用古法制茶的结果。这是云南作为普洱茶的产地，在新时代创造的最新传统，以原生态的名义占据了后天的制高点。而香港具有藏茶的传统，在过去茶叶是藏在香港的，其也因此创造了独步天下的港仓绝技，在香港放一年的茶等于在昆明放三年，而且在滑润度方面让干仓茶望尘莫及。台湾走的又是另一条道路，在文化、古纯方面开辟了普洱茶的全新局面。台湾作为后来者，在仓储方面无法与香港竞争，在生产方面无法与云南的大厂竞争，于是其就走了文化行销的差异化道路。广东作为后来新兴的最大消费市场，紧抓投资与消费这两个环节，利用芳村茶叶市场的巨大集散力量，把普洱茶向全国进行配送。同时，其作为后来者，没有香港那么多老茶，于是一方面弘扬干仓茶的概念，把港仓普洱说成是腐烂变质的湿仓茶，提倡大家都来喝干仓存放的健康普洱茶；另一方面，效仿香港仓打造东莞仓，目前东莞的藏茶量远远超过香港，成为天下第一仓。
一言以蔽之，我有传统，肯定就会去发扬传统，将之作为核心竞争力。如果我没有传统优势，那就要敢于创新，在传统之外创造新的传统。于是我们看到，在大厂茶的传统之外出现了古纯派与快消派，在港仓的传统之外出现了干仓派与东莞派，在传统渠道之外出现了网络派，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