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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普洱茶》首先要读的是方国瑜

时间:2016-12-24 17:03来源:茶业复兴 作者:李明浏览:
世间有多少名叫普洱茶的文章,方国瑜此篇《普洱茶》,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大学者写小文章,本就给人一种期待中的有料。何况普洱茶本来就不小,历史也繁杂。 读《普洱茶》,首先要读的是方国瑜。余生也晚,不曾亲睹方先生精神风采。方国瑜这个名字,最先是从一本内部
普洱茶
世间有多少名叫“普洱茶”的文章,方国瑜此篇《普洱茶》,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大学者写小文章,本就给人一种期待中的有料。何况普洱茶本来就不小,历史也繁杂。
读《普洱》,首先要读的是方国瑜。余生也晚,不曾亲睹方先生精神风采。方国瑜这个名字,最先是从一本内部发行读物上看到的。这书叫《云南文史讲义》,是我从昆明潘家湾旧书摊上买来的。后来,陆续读过他写的一些文章。
方先生是纳西族,教授,大学者。《普洱茶》只是方国瑜众多文章中的一篇小文章,不足三千字,它发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文章的内容涉及茶的区域性读音,普洱茶命名来源,产地、文献记载、以及与当时社会、经济的联系,其中特别提到普洱茶对维护藏区领土完整的特殊意义。这篇文章在那个年代对于界定“普洱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普洱茶”这个名字,方先生认为源自谢肇淛的著作:“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本名叫《滇略》的书写于明代万历(1573-1620)末年。换言之,“普洱茶”这个命名的明确时间当在万历年间。文章采用的证据主要是文献记载,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也引用了其他人的资料。但是前人的说法中,有一些本身就有问题,比如阮福虽然写了大名鼎鼎的《普洱茶记》,但他本人并没有去过茶山,说普洱茶非“普洱界内所产”,这显然存在巨大漏洞,而且带来传播上的误导,让人误以为普洱府不产茶。
 
方先生引用了这个说法,并有所解释,“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从交易地的角度来解释普洱茶,这也是一个角度。换言之,命名为“普洱茶”并不意味着反向逻辑上必然要与产地完全重合。但方先生文章中说“但普洱地并不产茶,而产于邻近地区”,就明显落入了阮福说法的陷阱了。
方先生文中还提到普洱茶对于维护西藏领土完整的重要作用。当时,云南运往藏区的茶,主要是通过“茶马古道”来完成的。二十五年前,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王晓松、徐涌涛、李林六人实地考察茶马古道,经过多年努力,使”茶马古道“从一个概念上升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门学问,也成了显学。
方先生最后说道:“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八十多年后,这句话终于有了最具视野的精辟注解:
茶马古道,事实上造就了一条无形的文化疆域,形成了因茶而就的想象共同体,之后为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垫底了坚实的基础……茶叶无论是在维护国土安全上,还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层面上,或者是在维护今日中华民族的多元局面上,都发挥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以上摘自周重林《茶叶战争》
人们去认知一个概念或一个事物,唯一需要对抗的,也许只有时间。时间对于普洱茶,有特别意义,所谓“越陈越香”,但时间对于人们认知普洱茶也是一个考验。
1729年,清政府在云南设置普洱府。2007年4月8日,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二百多年间,世序更替,人事浮沉,无论是普洱府,还是普洱市,显然都不能与普洱茶划上等号。本质上,它们是两套认知模式。2008年,人们不再纠结,因为普洱茶国家标准出台了:
所谓普洱茶,是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按其加工工艺及品质特征,普洱茶分为普洱茶(生茶)和普洱茶(熟茶)两种类型。
显然,此时此地的“普洱茶”,已经不是历史上的那个“普洱茶”了。
2016年5月24日,“勐海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启用。从商标的角度去理解这个”勐海茶“,清楚明了。这给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勐海茶”是不是普洱茶,从普通人认知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完全有可能被提出来。第二,除了“勐海茶”这个商标,以后会不会出现 “易武茶”、“普洱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从这些角度出发,你如何来定义普洱茶。所以,还是不要掉进本质主义的陷阱,从话语研究的角度尝试多角度去理解普洱茶就行了。如果不想费事,看国家标准就行了,尽管这个标准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它毕竟代表了一个行业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某种共识。
 
附方先生茶文:
普洱茶
方国瑜
(本文选自方国瑜《普洱茶》,《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久已驰名国内并畅销国际市场的云南普洱茶,产于西双版纳易武(在今勐腊县)和佛海(今勐海)地区。这些地区栽培茶树始于何时尚待研究,但据调查,佛海南糯山种茶在倚帮(在今勐腊县)、易武诸山之后。现在南糯山有三人合抱的大茶树,已枯死一棵,锯其干,从年轮知道已生长了七百多年。这只是现存最老的茶树之一,不一定是最早种的,开始种植的年代当比七百多年前更古。倚帮、易武诸茶山的历史之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煮茶作饮料的年代很早。最初是一种小树的苦叶,称为苦荼(tú)。汉魏以后才有采茶品茗,至唐代此风大盛,种茶、产茶者益多。《本草图经》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陆羽嗜茶,著《茶经》三卷,讲采制饮用之法。其后各家著述尤多(所知有专书约二十多种),茶也成为日常必需饮料了。
西双版纳产茶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按,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之书,作于宋代,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了。
所谓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以南之地。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亦即在当时受着南诏统治的今西双版纳产茶地区。又所谓“蒙舍蛮”,是洱海区域的居民。可见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行销洱海地区了。当时西川也盛产茶叶,韦齐休《云南行记》说:“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联延数十里”。这是所谓雅利蒙山茶,可能行销到云南,但从语言来研究,云南各族人民饮用之茶主要来自西双版纳。今西双版纳傣语称茶为lɑ,彝语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茶为lɑ,纳西语称为le,拉祜语称为lɑ,皆同傣语。可知这些民族最早饮用的茶,是傣族供应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赖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已很久了。
西双版纳产茶,以此当地的茶叶贸易发达。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金齿百夷”(即傣族)条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而傣族集市上,以有易无,茶为主要商品之一。而茶叶之集中出口则在普洱。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说:“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据万历志所记路程,由景东一日至镇沅,又二日进车里界,二日至普洱,又四日至车里宣慰司之九龙,即今允景洪。可知普洱即今之普洱县城。在那里设官经理茶贸,可见当时茶叶出口的数量已相当多。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谢肇淛《滇略》卷三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所谓“普茶”即普洱茶,那时已有加工揉制的“紧茶”了。谢肇淛作书在万历末年(约公元一六二0年),普洱茶成为一个名词,即见于此书,但普洱地并不产茶,而产于邻近地区。阮福的《普洱茶说》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就是所谓六大茶山,以倚帮、易武最著名。此外佛海、景谷等处的茶叶也会集于普洱,都称为普洱茶了。
普洱为茶叶集中地,与茶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很大。雍正《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条说:“衣食仰给茶山”,又乾隆《清一统志•普洱府》说:“蛮民杂居,以茶为市。”当时傣族、哈尼族、攸乐人与汉族在普洱交易茶叶极盛,出口的数量也很大。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初以来普洱茶大量行销全国,与蒙顶、武夷、六安、龙井并美。
普洱茶大量出口,奸商贪官趋之若鹜,垄断茶山贸易,残酷剥削茶农。倪蜕《滇云历年传》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下说:“莽芝(地名)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清廷也在普洱设府管制茶叶出口,抽收税银。在商官双重剥削之下,以至“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吴应枚《滇南杂记》)。至清末剥削更甚,在思茅厅设“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设“子局”,控制茶贸,抽收茶税。随后又开设“洋关”,对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两银价值的货物加收二分茶税。一加再加,茶农负担越来越重,致使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季以后渐不堪问了。
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二),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部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所以历代由内地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当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三月,“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 就在这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康熙《云南通志》卷三)。“因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刘健《庭闻录》)。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促进政治联系上也有很大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这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在政治上的反映。
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约在公元一七七四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一九0四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陶思曾《藏随輶记》)。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地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可仑坡混售。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范和钧《考察印度茶叶札记》),藏族人民还是没有受其欺骗。英帝国主义阴谋夺取茶叶贸易,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经济联系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
 
 
(责任编辑: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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