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没有哪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热衷谈论“民国”。人们体悟“民国范儿”，认为它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人们阅读民国小学生作文，感叹彼时人的纯善与忧患意识。就连商业电影，比如姜文的《让子弹飞》，还有尔冬升的《大魔术师》，无不让人对那个时代产生种种念想。我们在做“云南茶的民国时代”这个选题时，也想着李拂一、范和钧这样颇具民国茶人范儿的人物。在发黄的书页里，苍老的是岁月，而其中的文脉和茶香，愈久弥新，也启迪今天的茶界吧。
周学曾景东《茶山春夏秋冬》
《茶山春日》：本是生春第一枝，临春更好借题词。雨花风竹有声画，云树江天无字诗，大块文章供藻采，满山草木动神思。描情写景挥毫就，正是香飘茶苑时。
《茶山夏日》：几阵薰风度夕阳，桃花落尽藕花芳。画游茶苑神俱爽，夜宿茅屋梦亦凉。讨蚤戏成千里檄，驱蝇焚起一炉香。花前日影迟迟步，山野敲诗不用忙。
《茶山秋日》：玉宇澄清小苑幽，琴书闲写一山秋。迎风芦苇清声送，疏雨梧桐雅趣流。水净往来诗画舫，山青驰骋紫黄骝， 逍遥兴尽归来晚，醉初黄花酒一瓯。
《茶山冬日》：几度朔风草阁寒，雪花飞出玉栏杆，天开皎洁琉璃界，地展箫疏图画观。岭上梅花香绕白，江午枫叶醉流丹，赏心乐事归何处，红树青山夕照残。
点评：民国《景东县志稿》卷十八载有这四首诗，作者周学曾是民国训导。与浙江、江苏等东部茶相比，文人对西部茶的着墨可谓惜墨如金，而在民国写云南茶的古体诗就更少见了。因此，周学曾的《茶山春夏秋冬》显得十分宝贵，是对云南茶文化的升华。从内容上看，四首诗写出了诗人春夏秋冬四季到云南景东茶山游览、夜宿、吟诗的感受，诗情画意之外，兼有“讨蚤戏成千里檄，驱蝇焚起一炉香”的野趣。
徐珂《梦湘呓语》
点评：首先，需要介绍的是“普洱茶资深爱好者”徐珂(1869―1929)，原名昌，字仲可，浙江杭县（今杭州市）人。1889年参加乡试，中举人。他在学习传统文化之外，非常关注新学，以至于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呼吁变法的“公车上书”活动。又曾成为柳亚子、高旭等人1909年首创的爱国文化团体“南社”的成员。编撰过清代掌故遗闻《清稗类钞》等。
记述文人墨客品茗论茶的《梦湘呓语》，出现了作者自己对普洱茶的评论，虽然不多，但表明云南普洱茶在民国的影响在持续。
柴萼《梵天庐丛录》
点评：《梵天庐丛录》是柴萼1925年撰写的笔记小说，里面这段有关普洱茶的描述很有意思。首先表明，民国时期普洱茶名遍四海，懂茶的名士贵宦都喜欢，普洱茶从一种宫廷品饮文化蔓延到了文士和官员阶层，价格在当时很高。“价等兼金”，意思是易武、倚邦普洱茶价格是黄金的两倍。而“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柴萼将普洱茶与龙井对比，以杜甫喻普洱茶，而以陶渊明喻龙井，前者博大精深，集茶美之大成；后者清新可爱，显得寡淡小众。这才今天看来，也是如此。
马一浮《桐庐负暄》
《桐庐负暄》载：“这时候正是隆冬……僮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砂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我的心被引入高远之境。”
点评：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一浮，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思想家，与梁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这段描写，表明江浙一带喝普洱茶在文士学者中比较常见，而且相互影响，也可见“煮茶”这一品饮方式。
董泽撰《纪襄廷墓志》
《纪襄廷墓志》“……公之为人，曾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抱，初不以谋一人一家之幸福为己足。曾日观景谷之山脉重重，农田稀少，每岁米谷所出不敷食用。民生日困，盗匪充斥想焉。如捣而思，有以匡救之。经若干心血之研究考察，以景谷气候土质之宜于种茶也。乃向外选购种子，先于陶家圆试种百株，复于塘房山续种数十万株，胼手胝足，躬亲栽植，保护培养，煞费苦心，不数年而蔚然而林可供采摘，并以所栽出者资为观摩，广事倡导，使大众群起为普遍与大量之种植。于是景谷若山荒山，已由无用化为有用，将荒山变为茶山，以昔日穷乡僻壤之地区，一变而为商贾云集之市镇，国计民生日以富裕，地方文化日以发展。公苦心倡导种茶以福国而利民之丰功伟绩，久已无人不道，有口皆碑。前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教授王毓嵩先生曾书赠公一联日：景谷之茶衣食万姓庄跻而后见公一人。事功所在，固将与景谷茶同垂不朽也。”
点评：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云南教育交通两司司长、东陆大学校长董泽，为景谷县(原景东县)前清进士奉上谕赏给六品衔的茶人纪襄廷撰写墓志，刻立于景谷乡纪家村纪襄廷墓左右。墓志所撰墓主人纪襄廷，名纪肇猷，生于清咸丰八年(1858)，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是清末民初在景谷引种茶叶的老茶人。
陈邦贤《自勉斋随笔》
李拂一《佛海茶业概况》
《佛海茶业概况》载：“佛海一带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浓厚，而制法最称窳败，不规则之多次发酵，仅就色泽一项而论，由绿而红以至暗褐，印度之仿制无成，或以此耶。近年来南洋一带人士之饮料，大多数已渐易咖啡而为红茶，消费数量，虽未有精确之统计，然以其人口之众，及饮用范围之普遍而推测之，当不在少数。遍南洋售品，大部为印度、锡兰所产，唯是价值高昂。在印缅方面，每磅平均售价在半盾以上，似非一般普通大众之购买力所能及。佛海茶叶底价低廉，若制为红茶，连包装运费在内，估计每磅当不超过四分之一盾之价格，亦即印、锡红茶售价之半。即仅就南洋一带而论，当又获得新畅销。若再能运销欧美，则前途之发展，尤为不可限量。此应以一部分改制红茶，广开销路，在印度尚未对佛海茶高筑关税壁垒以前，作未雨绸缪之准备，此其一。”
点评：李拂一，原名李承阳，字一，1901年生于普洱。祖籍广西桂林，台湾国民党终身国大代表。
《佛海茶业概况》，是一篇近7000字的长文，分为绪论、产区及产量、品质、制发及包装、运输及运费、出口数量及税捐负担等8个部分。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佛海茶业在民国时期的情况，是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而从语言风格上，可以看出民国语文的特点：简洁，精准，有金石之声。
鹿桥《未央歌》
《未央歌》：“童孝贤此时早已不听他的了。因为他们出了校门顺了公路往西走已到了凤翥街北口。这里一路都是茶馆。小童早看见一家沈氏茶馆里坐了几个熟朋友喊了一声就往里跑。在茶馆里高谈阔论的很少。这几乎成为一种风气。在茶馆中要不就看书作功课，若是谈天只能闲谈些见闻，不好意思辩论什么道理，所以大宴要赶忙结束这一路说来的话，而小童已冲进茶馆里笑语一片了。大宴也笑着跟进去。”
“学生们坐茶馆已经成了习惯。为了新舍饮水不便，宿舍灯少床多，又无桌椅。图书馆内一面是地方少，时间限制，――凭良心说人家馆员可够辛苦了。早上、下午、晚上都开，还能不叫人家吃饭吗？――或是太拘束了，他们都愿意用一点点钱买一点时间，在这里念书，或休息。这一带茶馆原来都是走沙朗、富民一带贩夫，马夫，赶集的小商人们坐的，现在已被学生们侵略出一片地上来，把他们挤到有限的几家小茶馆去了。”
点评：《未央歌》是华裔作家鹿桥的著名小说，故事的背景是西南联大。黄舒骏被小说深深触动，写了一首《未央歌》：“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嘴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蔺燕梅……”在小说《未央歌》里，昆明的茶馆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观，既是生活的茶馆，也是特殊年代学习、社交的场所，由此可体会“昆明有多大，西南联大就有多大”的联大风气。
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
“从前十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制成紧茶，所以称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民国七年云和祥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葛伦铺卖给藏人，赚到很大的利益。商人闻风而来，许多茶庄先后成立。现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号十余家。最大的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较小的商号联合起来，推选两个人负责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再经仰光到印度，卖给印度商人，由他们转销西藏。”（姚荷生《茶的都市――佛海》）
点评：姚荷生（1915-1998），医学教育家、作家，江苏省丹徒县人。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7年随校迁至昆明。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并留该校农业研究所工作。1938年12月参加云南省建设厅组织的“边疆实业考察团”赴西双版纳，1939年2月28日抵车里（今云南景洪），1940年深秋始返昆明。 姚荷生在版纳期间，“往返各地，投宿夷家，衣其琴，甘其食，听传说于乡老，问民俗于土酋，耳目所及，笔之于书，日积月累，居然成伙。”（《自叙》）。这就是《水摆夷风土记》的诞生经过。
《水摆夷风土记》分两部分。第一部是“征程记”，叙述了作者从昆明到车里（景洪）的旅途艰危。第二部分是“十二版纳见闻录”，作者以巨大的热情，自然客观地描绘出20世纪30年代西双版纳傣族的生存状态、民俗风情、自然环境、社会组织、语言文字以及民间文学等。藉由此书，我们得以多角度地感受云南茶在民国时代的风貌。
方国瑜《普洱茶》
《普洱茶》载：“清道光年间至光绪初年，普茶运销盛极一时，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还有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国的驮马商队，每年来往于西双版纳……”“在景东、景谷、普洱、思茅、西双版纳、澜沧、耿马、临沧、镇康、云县、保山诸处居民，都有蒲蛮族，自称‘布朗’，以往记录濮、朴、蒲，都是布的同音异写；又布朗族与佤族(自称布饶、布幸)、崩龙族(自称布雷，即今德昂族)，语言同一属系，族属亦相关(称蒙克族，亦称南亚语族)，古濮人分别名号甚多，当包有今布朗、阿佤、崩龙(德昂)诸族之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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