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时期，孔明兴茶促进了早期云南民族种茶业的发展。孔明与云南茶史有莫大关系。史料中有关孔明与茶的记载很多，孔明被云南种茶民族尊为“茶祖”并祭祀之。如：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载：“云茶山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本武侯遗种，今夷民祀之。”
[1] 1807年清师范《滇系·山川》载：“普洱府宁洱县六茶山，曰攸乐……皆多茶树。六茶山遗器孔明留铜锣于攸乐，置芒于莽枝，埋铁砖于曼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镫于革登，置撒袋于曼撒因以其名。又莽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传为武侯遗种，夷民祀之。” [2]
从历史研究看公元225年农历7月23日 ，蜀国攻吴失败，南中诸郡皆叛。诸葛亮兵分三路亲自南征。以“和抚”战略，五月渡泸，追击孟获七擒七纵，四郡皆平。诸葛亮返蜀前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措置，将南中进一步郡县化，将五郡调整为七郡，在滇南新增雍乡(今镇康)、永寿(今耿马)、南涪(今景洪)三县。
建宁郡为南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任李恢为建宁太守。为安定后方，并让吕凯、孟获、孟琰、爨习等，继为各级政府机构官员，以巩固强化政权。在经济上，开垦土地，广种粮茶。
将永昌地区濮民数千迁至滇中平坝区建宁、云南二郡，以实户口，使濮民投入屯田生产水稻，在滇南山区广植茶叶，数年后即“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贲、叟、青羌精锐之众以及王平所统“五部”军皆征自南中劲卒，成为伐魏主力。南中出现了安定和睦，经济发展，欣欣向荣局面。
武侯诸葛亮(字孔明)在平定南中后，为安定和开发南中地区，对当地少数民族实施了一系安抚政策和措施，其中包括派人教民用牛耕代替刀耕火种，推广先进农耕技术，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防瘴气，倡导种茶、用茶，从而扩大了茶叶的种植和文化传播，推动了早期云南茶业经济的发展，这也是深得南中各族人民拥戴的原因之一。
今天在滇南很多少数民族传说中，有不少关于孔明让云南的官兵教(民)种茶、饮茶，教民广植茶园发展茶叶的民间故事，很多民族将孔明奉为茶祖。如西双版纳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传说是南征时丢落了一支队伍，教其就地以茶为生，将丢落传音攸乐(今基诺)地名。
西南诸夷对孔明怀柔很有感情，代代相传，并称革登山茶王树为孔明树，古茶山称孔明山，称孔明为茶祖，举办茶祖会。在普洱等地，每年七月二十三日孔明生日，即以大茶树为寄托举行祭祀活动。各民族为感恩孔明，每年清明前后新茶上市都要祭祀孔明，并奉为茶祖，供奉于村寨和家庭之中。
古之南中今之云南省境内，还存活着许多树龄千年以上的古老大茶树，与孔明兴茶相吻合。孔明因地制宜教民种茶，发展经济，以资钱粮是可信的。此外，孔明深知处理民族关系，倡导团结和睦相处，向他们灌输茶文化，饮茶敬茶，潜移默化地改造他们的莽撞性格，向和平文明性转化。孔明借茶教化人民，“以茶治边”，达到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目的，把茶文化与政治巧妙结合，可谓用意深远，令人佩服。
从老一辈口述史料看，旧时普洱等地祭茶祖活动非常隆重。如《思茅文史通讯》何志宏回忆：“思茅茶祖会，起始那一年，我不清楚，儿时曾随父亲参加过……集会于川祝庙的前后两殿，前殿供奉刘关张塑像，后殿专供诸葛孔明塑像，时间3～5天不等，每日早晚由会长带领与会人员排列向孔明顶礼膜拜……”在普洱板山大片古茶园，当地祭茶祖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茶祖会在思茅发展到有洞经音乐演奏的祭祀大会，一直持续到解放前。甚至思茅地名的由来传说为诸葛孔明所命。传说孔明率军征战至此，因见满目苍翠，不觉怀念家乡茅庐，于是给这里起名为思茅。
从有关考证看，至少从乾隆年间以来，每年农历7月23日诸葛亮生日，思茅一些会馆如石屏会馆举办“茶祖会”，届时各茶庄茶号和各商旅都要聚在一起，举行隆重祭茶祖仪式，恭读祭文，演奏洞经音乐，以祭祀诸葛亮兴茶的功绩。
从上述文献及研究看，虽然商周时期云南古濮人已开始种茶，但云南民族有规模种茶应始于汉晋三国时期。从已发现的过渡型、栽培型古茶树较多分布在西双版纳勐海、勐腊江内外古六大茶山地区，树龄高达1700年，如澜沧邦崴过渡型古茶树和澜沧景迈发现栽培型万亩古茶林，树龄达千年以上，表明在今普洱（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在武侯发展茶业的推动下，早期云南民族种茶有了新的开篇。
云南无比丰富的茶资源和悠久的茶业发展历史毫无疑问对中国内地特别是不产茶的地区产生了对茶叶需求的重要吸引力，云南也由此成为中国茶马古道运茶最南段的源头和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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