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寺院有免役免税等特权，削发为僧一时成为风尚。庄严的寺院多建筑在幽僻的山区，为僧侣种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茶在寺院的作用较民间更胜几分。他们封山育林，“绿茗盖春山”，绿云蔽天，成为青翠菠郁的茶区。特别是佛教名山，风景秀丽，云雾缭绕，茶树饮雾渴露，自然品质奇异，如四川的蒙顶茶，号称“仙茶”，故唐诗人姚合有“芳新生石际，幽嫩在山阴，色是春光染，香惊日气侵”的名山出名茶的诗句。盛唐时期，寺观中奴脾很多，会昌五年废佛拆寺。
收寺院奴脾为两税户者达十五万之众。佛教寺院的奴婢有两种，一是属于寺院，二是属于上层僧尼个人的。陆羽孩提时代为智积禅师煮茶，实质上就是童奴。这些奴婢和下层僧尼是种茶的主要劳力。
茶性高洁清淡，适合僧侣道德修养，盛唐诗人王昌龄有“白鸽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的诗句。陆羽《茶经七之事》引南齐世祖武皇帝遗诏：“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己。”李从庆《游多宝寺》有“老衲烹茶出，先供座佛欲”描述以茶敬神的礼俗。戴叔伦有“老衲供茶盆，斜阳送客舟”描述以茶招待施主和香客增进友谊的史实。除此之外，寺院还把茶叶投入市场，进行商品交换，是商品生产的重要集团，成为寺院经济的支柱。唐代饮茶风俗的普及，僧侣之功德殊为卓着。
佛教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中唐时期，僧侣在寺院举行茶宴己很风行。一些地位不显赫的官吏，官场受挫的政客，不满现实的文人，也很欣赏这种茶宴，他们谈经论道，品茗赋诗，以消除内心的积郁，求得精神的解脱，饮茶文化色彩日趋浓厚。
现实主义大诗人白居易，嗜茶，自称是“别茶人”。他写的茶事诗，多是在遭贬江州司马之后。太和三年(829年)，白氏58岁借病辞官，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的身分到了洛阳，与嵩山寺和尚结交，过着“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的半隐居生活，更与茶“穷通行止长相伴。”
诗人李嘉佑与皇甫曾在荐福寺终日饮茶念经，诗云：“虚室独焚香，林空静罄长……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皎然《饮茶赋》云：“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用传花的办法品茗助兴，即花到何人处，何人饮茶赋诗，是最“风流”的一种文雅游戏。武元衡在资圣寺与责法师茶会上歌咏道：“禅庭一雨后，莲界(佛国)万花中……不知方便(佛教语，指领悟佛之真义)理，何路出樊笼。”诗的内容涉及到禅理。僧人齐已赞赏湖南岳阳寺院精品范湖含膏：“浥湖唯上贡，何以惠寻常。还是诗心苦，堪消腊面香”。佐证了唐代名茶多为僧侣苦心刻雕而成，同时也说明了神权与皇权紧密结合，神权依靠王权庇护扶植，皇权依靠神权巩固统治，两者相依为命，不可分离。在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我国“茶道”一词是僧皎然首先明确提出来的，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写道：
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
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熟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皎然调和了儒家德治思想和道家的羽化追求，与茶性揉在一起，达到陶治情操、修身养性的目的，使茶道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以独特的茶文化形式流传了下来，对宋代的茶道发扬光大有着深刻的影响。
唐代佛教的兴盛，孕育并形成了茶文化。佛教文化和茶文化的紧密结合，是唐代茶文化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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