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是一个让所有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年代。下关城区跟全国一样，工厂停产、学校停课、机关瘫痪，人们忙着早请示、晚汇报，忙着游行，忙着开批斗会……
与如此轰轰烈烈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下关茶厂却与往常一样，机器照常转动，工人们照样按时上班，厂里几乎没有停过产。一位老工人回忆说，“文革”最热闹的时候茶厂也仅停产过一个星期，其中三天还是为了检修锅炉，1968年，产量仍达到1517吨。
茶厂是如何坚韧地走过来的呢？真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吗？。
采访中，“稳定”，这是我们听得最多的两个字眼。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几位当事人，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个词作总结。现在他们大都年逾古稀，回忆起那段历史也都显得心如止水。然而，带给我们的是强烈的震撼。今年85岁的杜启凤老人，家住大理太和村。我们多方打探才找到他的家。老人由孙子牵着，一步一挪从二楼走下来。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老人讲起话来，浓重的白族乡音声如洪钟。杜启凤老人一辈子与茶叶打交道，还不到13岁，他就踏进了康藏茶厂的大门。由于他聪明肯干，解放后，他从一个小员工渐渐成长为下关茶厂厂长。文革期间，这位下关茶厂的“走资派”，同样没有躲过劫难。有一天，竟然被他所器重的一个年轻职工打伤右眼，由于没能及时得到医治最终导致失明。谈及此事，他淡淡叹道：“娃娃不懂事，只要工人都平平安安的就好。”话虽平淡，但他墨镜后失明的右眼似乎在无声地控诉着那个时代的荒谬。而他那双关节已经变形却青筋突起的手则告诉我们，沱茶人心中从不曾泯灭的信念。“无论如何，生产是不能拉下的。为了赶产量，我们把手板心都揉麻木了，尤其是大拇指下的肌肉，多少年没有知觉。”老人把手伸到我们面前，看得我们一时竟无语表达。
为了完成藏区的供茶任务，也为了茶厂职工的安全，当时在任的几位老领导,尤其是时任厂革委会主任的马光明,竭尽全力把职工的心“拢”在一起，利用每日雷打不动的“班后会”给员工做思想动员：“只有完成任务，才能保证茶叶供应，维护民族团结，边疆巩固。”这成了全厂职工的精神动力。
1970年12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118号文件，将原隶属“省茶司”的凤庆、勐海、昆明、临沧、下关、宜良六座茶厂及其代管的昌宁、新平、景谷茶厂全部下放到县(市)直接管理，与“省茶司”完全脱钩。随后，各主产茶区县纷纷自筹资金新建精制茶厂，这一年，云县、盐津、龙陵等县茶厂率先兴建，继而各产茶县新建的茶厂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此打破了云南茶叶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下关茶厂迎来了新的挑战。
1972年，下关茶厂收到了一封来自重庆的信，信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当时还没“消费者“这一说）写来的。信中写道：“我一直都喝下关的沱茶，沱茶的香味一直回味在嘴里，但是，近两年来，在重庆已经很少能喝到下关沱茶了，希望茶厂能多给重庆供应一点下关沱茶，以了我们的沱茶之愿。”看到信的人们无不精神振奋：时至今日，还有人一直在关注着下关沱茶，热爱下关沱茶。其实，喜爱下关沱茶的大有人在。厂领导出差到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当地的茶业商店纷纷反映，供应给他们的下关沱茶太少，客户需求量大，所以从未把沱茶摆上货架，背底下都不够销。这无疑是对下关茶厂的巨大鼓舞。
1975年，下关茶厂报经云南省茶叶公司批准，试制普洱沱茶；1976年，首次批量出口沱茶专供香港天生行。一天，一个六十来岁的法国老人伫立在香港一家普洱茶庄前，睿智的目光停留在柜台上的云南普洱沱茶上。他觉得鸟巢形的沱茶有些异样，但云南沱茶几个字可是实实在在的。他没有翻看旁边的广东沱茶和重庆沱茶，径直买走了两个云南普洱沱茶。
这位法国老人叫弗瑞德·甘普尔（FREDKEMPLER），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二战时，他是戴高乐将军法国军团撤到英国本土空降部队负责与英军联络的军官。对应的英国军官曾经到过西藏。甘普尔从他那里听到了一大堆梦幻般的故事。“藏民长期喝奶茶，才能够在世界上最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讲茶，云南是最棒的。”甘普尔对此印象深刻。战争期间，生活物资匮乏，作为朋友的英国军官常邀请甘普尔分享他珍藏的云南沱茶。三十多年来，汤色如法国白兰地的茶汁，酷似心脏的茶形和隽永陈香的普洱茶味成了甘普尔先生生活中的情结。六十年代，他居然从几个藏人手上购得一个沱茶。如今，久违的相逢，似乎履行了似有似无的相约。
甘普尔先生来到位于香港西区的中资企业德信行。老外喝普洱茶是件稀奇事。香港的茶商都知道，普洱茶出口，从来只能进入各国的华人社区。外贸部派驻香港的茶叶部主任李鸿儒接待了甘普尔先生，告诉他心脏形带尾的云南沱茶已改为鸟巢形，茶心中空有利于透气陈化。甘普尔先生被介绍给香港天生茶叶公司的罗良先生，从此，下关生产的云南沱茶由该行转销法国市场，香飘海外，引起国际市场的关注……这大胆的创意，在当时的特殊环境里，更需要果敢、胆识和远见。
寒风飕飕的冬天过去了，下关茶厂又将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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