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满怀遗憾的叹息，李拂一在《佛海茶业概况》里也如此表达过：“十二版纳，原包括思茅、六顺、镇越、车里、佛海、南峤、宁江、江城之一部，及割归法属之猛乌、乌得两土司地。至近今所谓之十二版纳，则以前普思沿边行政区域为范围，即车里、南峤、佛海、宁江、六顺、镇越等县区及思茅之南部，江城之西部。其猛乌、乌得两土司地，早已不包括在今之十二版纳之领域内矣。”
在中国一个镇与老挝一个省因茶联姻的背后，有着更为揪心的历史。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上看，丰沙省呈“凸”型顶在中国地图上，也像锥子般刺痛了国人的神经。这凸出来的区域，约有3000平方公里原属中国领土，晚清被迫割让给法属老挝。因为这里太靠近茶区，在中法谈判之初，就引起了关注。
1895年6月，云南著名的士人、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陈荣昌（公元1860年—公元1935年）上书光绪帝，问询大清与法国换约事宜，是否包括割让普洱、蒙自等地，又是否允许法国人开办锡矿厂。他示警朝廷，法国人“必图利于茶山”。
清廷回复说，没有这回事，割让之地并非普洱、蒙自等边地，而是猛乌、乌得两土司之地。
猛乌、乌得两地，就在今天丰沙省境内。至少在当时的清廷看来，割让这些地方是可以承受的损失。但陈荣昌的警告暗含的忧虑也许是：这样一来，原为中国中央政府所严禁的茶种外流将无法避免，会带来巨大灾难。近代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云南茶山也不能自外。
1856年，杜文秀和李文学起义，控制了大理和哀牢山。起义造成的混乱长达21年，甚至有4年时间他们直接占据宁洱城，控制了普洱茶通向西藏和东南亚的市场通路。1895年，猛乌、乌得割让给法国后，法国对通过老挝销往东南亚的茶叶征以重税，甚至一度禁止茶叶通过，导致云南茶叶销量锐减。
晚清以来，西方国家为了在中国之外开发、种植茶园，不断派遣“植物猎人”到中国盗取茶种。在他们持续的努力下，华茶终成域外之物，由此带来的世界茶叶格局变化影响深远，并持续至今。
是时，中国茶已经被印度茶压得喘不过气来。从1888年开始，印度茶在出口额上，已经全面超过中国。如果法国人再深入到茶区腹地，那么中国茶业的空间将会被进一步挤压，中国茶的“摘山之利”必将成为美国人口中的“稽古之词”。
这种危机意识，不只是存在于晚清，直到今天在国人思维之中依然没有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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