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与“四夷”
中国人饮茶的历史很早，宋人寇宗奭撰《本草衍义》称“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明末学者顾炎武据此认为，“是知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但此时饮茶尚未蔚为大观，至唐人陆羽著《茶经》后，饮茶始得大行天下，《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茶矣。”
所以，陆羽的功劳，不仅是推出一部中国最早的专业茶著，而且是藉此把饮茶的生活方式全面推广，使得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身体更加健康。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原王朝开始把茶作为一种对游牧民族的羁縻手段，“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
历史上，古人对茶也有微词，唐玄宗朝右补阙毋煚对茶深恶痛绝，他说“释滞销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宋人黄庭坚《煎茶赋》则云“呕酸寒胃，令人失睡……寒中瘠气，莫甚于茶。”顾炎武据此认为，“今南人往往有茶癖，而不知其害，此亦摄生者之所宜戒也”。
茶的减肥去脂功效，在农业社会，吃肉都是很奢侈的时代，这种指责有其合理性。但到了今天，人们摄食油腻过重，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普遍出现的今天，正是茶的“释滞销壅、瘠气侵精”等减肥降脂功能为平衡人体营养摄入，居功至伟。
也正是茶，尤其是普洱茶的这种保健乃至药用功效，如前所述，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政权对边地少数民族政权的羁縻方略，普洱茶，成为羁縻手段，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开拓了疆域。
普洱茶具有解毒、助消化、增加维生素的附带功能被发现后，曾经作为战略物资，被专制王朝用以羁縻游牧民族，于是政治视野中的普洱茶出现了。
《明史·食货志四·茶法》说：“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宋史·食货志下五·茶法》说：“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这里所以特别说把茶千里贩运至西北获利颇丰，就是因为西北皆游牧民族，其日常生活以牛羊肉食为主，普洱茶“解油腻牛羊毒”的特性在此演变为巨大的利润兴奋点。
历史上曾经发生因为中原王朝不与游牧民族交易茶马而发生战争。史称1573年，明神宗万历元年，蒙古人和明朝发生了一场持续3年的清河堡战争，起源就是明朝断绝与蒙古人的茶马互市，断茶就等于断了蒙古人的命，于是，发生一场为茶而战的战争。
“茶对于边地游牧民族而言，是血，是肉，是生命，茶有助消化，分解牛羊肉毒的功能被发现后，从唐代开始就成为中原王朝控驭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当时开设茶马互市，主要就是这个目的。”云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茶马古道”的主要命名者木霁弘说，“到清代的康熙，才认为没有必要沿用这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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