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思茅时应该是安排实施过发展茶叶（另一种可能是普洱划归车里时已有少量茶园，因为唐代普洱、思茅已有人工种茶，银生城界诸山都产茶），从明代的史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明·滇志》中记载有“车里之普耳山，其山产茶，有车里头目居之”。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谢肇淛写的《滇略》中写到“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从这两本明代的史籍中我们可以断定，一是明代普洱附近的山是有茶园的，二是普洱那个地方的人懂蒸而团之的技术，三是普洱已是茶叶交易地、集散地，车里还派了官员在那里管理茶叶的事，当然车里派的官员管的是整个车里宣慰司辖地内的茶，如果仅仅是普洱附近山上那片茶园，车里宣慰没有必要专门派官员、头目来管。
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思茅时到底发展了多少茶园，找不到史料记录，1826年阮福写《普洱茶记》时，普洱、思茅茶园已所剩无几，找不到说普洱、思茅有茶园的资料，所以阮福才说普洱不产茶。
道光三十年（1850年）编的《普洱府志》也说普洱茶产自今西双版纳境内的古六大茶山，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明代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思茅时发展的茶园估计不会超过5千亩，否则也不至于进入清朝才一百多年普洱便见不到茶园了。
为什么车里宣慰司没能在普洱一带发展出一个大茶山呢？（至少有5千亩以上茶园面积）其原因在哪里，前面我们已阐述过，发展一个大产业，种万亩茶山，需要适宜的自然条件，还要有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更重要的是要有统治者来制订计划，要有大小官员、大小头人来组织实施计划。
普洱、思茅与西双版纳在政权形式、社会组织、文化环境上有区别。
今天的西双版纳州在元代以前称景陇国或勐泐地。景陇国（勐泐地）的最高统治者为召片领（广大土地之主，明代称宣慰）召片领（宣慰）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组成了一个严密的统治集团，根据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分等任命各级官员，召片领是世袭的，召片领还设有议事庭，召片领任命的官员分为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这些召勐、叭竜、叭（帕雅）、乍、先相当于现在的县长、镇长、乡长、村长、组长（车里政权像个小政府，还制定有法律），这些基层头目负责执行召片领下达的各项政策、计划、完成各村寨应上交的各种贡赋。
召片领还将自己管辖的地区划分为若干个勐（坝区）和若干个火圈（山区）。各个勐和火圈的村寨有很细很明确的社会分工，各自承担专业性劳役与农业性劳役，专业性劳役包括专门为召片领出门服务、专门为召片领及其王室盖房，专门驮盐、专门驮茶、专门修路等10多个门类，山区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居住的村寨召片领也安排任命了自己信任的人当叭、乍、先，山区（火圈）各个民族各个村寨承担的农业性劳役就包括种茶，以及定期为召片领及其王室送山珍，送野兽肉等，而解放初期民族工作队的调查资料记有，直到民国初年山区有茶园的村寨还要向坝区傣族土司交纳茶叶，有的寨子交50筒，有的交30筒。
有召勐、叭童竜、叭、乍、先这样的大小官管理各村寨，各个村寨的农业生产和劳役服务就是有序的，召片领要实施一项大计划、发展一个长久的大产业是比较容易的。明代以前像召勐、叭竜、叭、乍、先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召片领管辖的澜沧江以西今勐海、景洪和澜沧江东岸的六大茶山一带已经存在（勐海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所以直到1950年西双版纳还有10万亩古茶园也就不难解释。
它形成的条件是：广大土地是召片领的，召片领的王位是世袭的，大面积发展茶叶的规划是召片领安排认可的，管理各个村寨、各个坝子、各个山头的叭、乍、先都是召片领的亲属或信任的人，还有最关键的是坝区的傣族一千多年来从未与山区的布朗族、哈尼族、拉祜族、基诺族等发生过战争，民族关系和睦、社会和谐安宁，召片领制定的大面积种茶的规划能够长久坚持、执行。各个民族长期种茶，二百年、五百年以后10万亩大茶山自然就可形成。
我们再来看普洱、思茅的情况，普洱、思茅明代以前归大理政权管辖，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划归车里宣慰司后，一直到明朝结束，车里宣慰也未能在普洱、思茅建起叭、乍、先这样的组织形式。因为普洱、思茅不是车里宣慰司的世袭领地，这里没有他的血缘宗亲，而另一个傣族集团元江那氏傣族土司在普洱却有很大的势力，有元江那氏的牵制，车里宣慰司在普洱、思茅从上到下就没能建起一个可掌控、可指挥的亲信政权组织网，这样车里宣慰司的最高统治者想在普洱、思茅发展几个大茶山就没那么容易，要推行村村种茶、寨寨种茶的计划就有难度，发展万亩茶园，种要有人安排，销要有人来协调，茶农不可能单人独户地背着茶到大理、丽江、西蕃去卖。
车里宣慰司未能在普洱、思茅建立起叭、乍、先这样的政权网，除了这块土地是新划入的，这里没有血缘宗亲关系网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紧连着普洱的景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已建立了流官政权，还驻有大量的明军，明洪武十七年后普洱、思茅已有汉人迁入，汉文化已传入普洱、思茅，这些对车里的傣族统治者有牵制影响，车里宣慰无法用澜沧江西岸（今勐海、景洪）和东岸旧辖地六大茶山一带的方法来管理普洱、思茅这一块新属地。
万亩茶山发展不起来，但普洱却是一个做商品交易的好地方，普洱周围有许多盐井，盐茶交易是传统贸易，大宗贸易。普洱上去是景东，景东上去是大理，且景东有汉人的官府，有朝廷的机构收茶税，车里宣慰司在普洱设交易市场最为合适，这里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是大理地区和车里地区的连接地，从《明·滇志》和谢肇淛的《滇略》中可看出明代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时普洱已是茶叶集散地交易地。
景东明万历年间已有关卡收茶税《明·滇志》记载：“景东府收茶税银一百二十五两解司，鹤庆府收茶税银一百三两解司”。《明史》也记载“云南茶征银”。证明普洱、景东间有茶叶运输交易，普洱至景东至大理至鹤庆至丽江的运茶大道是畅通的，朝廷已开始管理云南茶。
还有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应该注意到，明代中央朝廷对茶叶的管理非常严格，车里宣慰司与明中央朝廷的关系又很融洽，车里宣慰司在普洱设茶叶交易市场应该是得到中央朝廷的许可或认同，景东府对普洱的茶市有监控和扶持的职能。
明万历末年（1620年）谢肇淛在《滇略》中第一次说到普洱茶“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在这里虽然谢肇淛并没有直接说明“普茶”的原料来自普洱，也没有说明这“普茶”就是普洱当地加工的，但我们可以肯定那“普茶”一定含有普洱当地的原料，那蒸而成团的加工方法1620年时普洱人已经会做。
谢肇淛是1620年写的《滇略》此时寸车里宣慰司管辖普洱、思茅已有230多年，车里宣慰司在明代一直都在发展茶叶（勐海的古茶园大部分为明代所种）车里的官员们自然也要在普洱发展茶叶，否则《明·滇志》如何会记载“车里之普耳山，其山产茶。有车里头目居之”普洱勐先困鹿山还有少量明代古茶园可以作证。
多年来有一个重要的线索为人们忽视，细查云南的史料、史书，说普洱不产茶的全是清代的书和文章，而明代的书说到茶时都说普洱产茶。
普洱种茶的事应该是从明朝末年1628年中断，明崇祯元年（1628年）缅甸军队攻入车里（景洪）随即又攻入普洱，明王朝此时已衰落，援助不了车里，车里被缅甸人控制，元江傣族土司那氏与缅甸军队在普洱一带展开争夺战，普洱在战乱中渡过了32年，普洱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划归车里到1628年止，车里宣慰司共管辖普洱、思茅244年。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带清军入滇一年以后就将普洱和车里划归元江，顺治十七年（160年）年元江改土归流，连普洱在内全由外省来的流官管理，流官们整天忙于平息少数民族起义，哪里还顾得了发展茶叶的事。
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坐镇云南的吴三桂又与康熙皇帝翻脸，云南陷于一片战火，谁还管普洱种茶不种。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对西双版纳进行改土归流，强行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地盘划出一半成立了普洱府，府治就设在普洱城，普洱成了滇南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还种什么茶，原有的茶园本来就不多，官兵一来，山民迁走，茶园荒废损毁（普洱府成立之前，因少数民族抵制改土归流，与清军在哀牢山、无量山一带打了二年多的仗，哈尼族、拉祜族、傣族人口大量南迁）。
流官（多为满人、汉人）管理普洱164年后，普洱府建立已97年时的1826年（清道光六年）阮福来到云南写了一篇《普洱茶记》而此时普洱城周边已看不到茶园，又因贡茶、官茶都在六大茶山采办，于是阮福便依据当时的资料说普洱不产茶，普洱茶产自六大茶山。阮福一句话让普洱人委屈了近二百年。
阮福不是云南人，他来云南太晚，对车里管辖普洱时普洱山上是什么风光他全然不知，估计他也没有看过《明·滇志》，对普洱改土归流之前的情况不了解，普洱的伤痛阮福不知，仅根据当时的情况便下结论普洱不产茶，阮福没有研究过云南的民族迁移史，对氐羌南下、百濮南迁的历史不清楚。
他写的《普洱茶记》是依据他父亲阮元（云贵总督）办公房里那几本清代的书写的，阮福也没作过田野调查，他没有去过六大茶山，他更不知道当时在六大茶山种茶的哈尼族、布朗族、彝族等有很大部分便是从普洱、思茅一带迁过去的，这些在普洱、思茅，在哀牢山、无量山便种过茶的民族进入六大茶山后继续种茶，直到清光绪年拉祜族、布朗族、哈尼族才逐渐迁离六大茶山。
阮福的《普洱茶记》写于1826年，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写于1799年（檀萃在文章中自己也承认不知道普洱茶显于何时）。两本《普洱府志》分别编于1850年和1896年。这些清朝中后期的书都说普洱不产茶，这些书或文章反映的是清朝中后期普洱地方茶叶的情况，当时的普洱已从车里宣慰司辖地中划出160多年，流官们管理着普洱已160多年，流官们热衷于开水田，并没有积极推动种茶，到清朝中期，明代或更早种的茶园早已毁完，阮福、檀萃仅根据当时的情况便说普洱不产茶。
普洱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年至明天启末年（1627年）共244年一直为车里宣慰司管辖，车里宣慰司明代二百多年间一直都在实施发展茶叶的长期计划（今勐海还保存有明代茶园近4万亩）车里宣慰司自然也要在普洱推行发展茶叶的计划。普洱在明代一定是有茶园的，《明·滇志》写于明末天启年间，该书记载“车里之普耳山，其山产茶”不是空穴来风，有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谢肇淛明万历末年（1620年）写的《滇略》则证明普洱那个地方1620年已有人在做紧团茶，“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做团茶，原料要先蒸软，“蒸”要有工具，要用铁锅或铜锅，用砂锅或土罐是不好蒸的，明代澜沧江西岸的勐海山区种茶的哈尼人、拉祜人家中极少有铁锅、铜锅，他们煮饭多用土罐或竹筒，那“蒸”而团之的普洱茶最早应是澜沧江东岸的普洱、思茅、六大茶山一带的人在做。
还可以往前推，明万历年以前，谢肇淛未来云南之前，普洱那个地方已有专做团茶的农户或作坊。因“泐史”中记载，明隆庆六年（1572年）车里宣慰之妻回缅甸省亲时已带有5筒紧团茶回去。
普洱在明代归车里宣慰司管辖过244年，车里宣慰司管过的地方都是普洱茶的原产地，所以普洱也是普洱茶原产地，普洱不仅产茶，普洱还是“蒸而团之”的普洱茶之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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