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周一
前两年，央视播放过一则环保公益广告：一群白鹭在枝头嬉戏，树下是灰瓦白墙的民居，背景则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画面充满了诗情画意，旁白也很优美：“这是它们的家园，生命在这里繁衍，有个安宁的栖息之地，是快乐的，它们的树下是居民区和小学，可它们从未被打扰，当清晨来临，人们和鸟儿一起醒来。”广告让人看了怦然心动，去过喜洲的人还会脱口而出：“是喜洲！”——此情此景，唯喜洲才有。
千年古镇
喜洲，云南大理的一座千年古镇。放眼望去，苍山洱海之间，绿油油的沃野包围着密密麻麻的屋舍，到处是“漠漠水田飞白鹭”的景色，广告中白鹭栖居的大榕树就在镇子入口处，上百只白鹭起起落落打打闹闹，近在咫尺的大丽公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它们也置若罔闻，有时还会到邻居家串串门——大榕树紧挨着喜洲小学，古香古色的校舍其实是旧时的学堂。缥缈的香烟从小学对面的紫云山庙随风而来，朗朗书声中，白鹭们若有所思地立在飞檐翘角的屋顶上，或者在铺着青石板的校园里漫不经心地踱步，一切都恍如梦境——中国古人关于家园的梦境。
这个梦在喜洲做了上千年，至今不曾被打破、被吵醒。早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初年，时称“大厘”的喜洲就是一座繁华的市镇，称雄一方的南诏曾定都于此，在《南诏德化碑》中，它是“流波濯锦”的手工业发达之所，在《云南志》中，它是“邑居尤众”的人烟繁盛之地。“大理”之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很少有人知晓，“大理”正是由“大厘”演变而来，换言之，发源于喜洲。事实上，大理的千年梦华，特别是近代工商业，都同喜洲血脉相连。
1941年初冬，客居昆明的老舍几经辗转来到大理，看望从武汉西迁云南、落户喜洲的华中大学的老友。飘摇乱世中的车马劳顿显然让他疲惫不堪，看到如今令无数游人心驰神往的洱海也觉得“像一条河，不成为景”。然而到了喜洲，老舍顿时眼前一亮：“喜洲镇却是个奇迹。我想不起，在国内什么偏僻的地方，见过这么体面的市镇。”在喜洲小住，所见所闻更是让这位年轻时留学英伦的作家赞叹不已：“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王宫(博客,微博)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有许多祠堂，也都金碧辉煌。”
时至今日，一座座韶华不再的深宅大院依旧让慕名到喜洲的游人啧啧称赞：随便走进哪户人家，不是“三坊一照壁”，就是“四合五天井”，不是门楼上遍布着石刻，就是房檐下饰满了木雕。主人们通常并不介意这些不请自来、东张西望的陌生人，有时还会放下手头的活儿，指指点点地告诉来客，门前的牌坊寓意何在，堂前的牌匾又所从何来——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着并不遥远的历史，那些茶马古道上马帮如织的岁月，那些喜洲商帮叱咤风云的往事。
茶马古道
喜洲当地最常见的公共交通工具，既不是公共汽车，也不是出租车，而是马车。矮而结实的云南马拉着三排座的两轮车往返于镇子和周边村庄，它们在布满了昔日豪宅的老街上哒哒哒地跑过，这最为日常的一幕在都市来的游人眼中也饶有情趣，倘若了解喜洲的过去，还会觉得意味深长。喜洲镇上比比皆是的古民居，大多是当年喜洲商人建造的。中国商人似乎历来不乏传统，就像今天，在国内赚钱、到国外定居就渐成一项传统，但在过去，情形恰好相反，商人们普遍在外经商、回家置地建房，山西商人如此，故而有乔家大院、渠家大院，安徽商人如此，故而有西递、宏村，喜洲商人亦如此。与晋商、徽商如出一辙，喜洲商人的原始资本也不是在家攒出来的，而是天南海北淘来的，其中大部分都来自茶马古道。
在云南，历史上有无数城市与村庄、无数家族与家庭、无数兴衰沉浮与悲欢离合都同茶马古道息息相关。连接滇藏的古商道，今日被统称为“茶马古道”。与其说它是一条路，不如说是一张错综复杂的交通网，但主干非常清晰：从云南普洱出发，北上经大理、丽江进入藏区，一路西行至拉萨，继而向南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达尼泊尔、印度。它不但是中国西南最重要的古代贸易通道，也无疑是世界上风险最高、最具挑战性、最富传奇色彩的“淘金路”之一，沿途不但须克服高山险阻、激流大江、森林猛兽，还要面对盗贼、土匪、流寇的威胁，有人盆满钵满，也有人穷困潦倒，有人衣锦还乡，也有人客死他乡。
山间的盆地，云南人称“坝子”，它几近富庶、繁华的代名词，全省1400多个坝子加在一起也只占总面积的6%，却集中了1/3的耕地和2/3的人口，重要的城市无一不是建在坝子里。大理坝子不但四季如春、风景如画，物产丰饶、人烟稠密更是出了名的，村庄星罗棋布、良田连绵不绝，尤以喜洲一带的地势最平、村庄最多、人口最稠，仅周城村就有1500多户、8300多人，周城也是全国最大的白族村庄。
然而，坝子的富庶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农业经济）上，摊到这么多人口头上就大打折扣，“温饱不愁，想富不成。”人口膨胀时甚至会造成生存危机：耕地并不会随之增长，而只会因为人口增加、住宅扩张而缩减，人均耕地面积也骤然下降。据《大理县志》等史料记载：清嘉庆、道光年间，大理坝子人口剧增，仅大理古城就有13000余户、60000多人，“充塞四隅，殆无隙地，”连粮食都不够吃了，“生计日艰，穷则思变，于是合群结对旅行四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批喜洲人背井离乡，从最苦最累的马帮起步，最终成就一段近代史上的商海传奇。直到今天，茶马古道的尘埃早已落定，藏区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国，仍随处可见大理商人特别是喜洲商人的身影，而他们的愿望也和祖辈别无二致：挣够了钱回家乡养老。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各地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极具中国特色的商帮，云南的商帮同样以宗亲关系为纽带、以邻里同乡为基础，但它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特点：大多立足于茶马古道，和马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括喜洲商帮在内，云南的商帮与马帮通常保持着一种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商号专做买卖、马帮专跑运输；也有很多商号前身是马帮，而马帮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后往往自立门户成为商号；实力雄厚的大商号，一般都有自己的马帮，可谓商帮与马帮的合体。
喜洲商帮
喜洲商帮虽不足以同晋商、徽商等相提并论，但在西南地区，它曾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商业力量。清代后期，喜洲帮就和腾冲帮、鹤庆帮并称为“滇西三大商帮”，名扬茶马古道。进入民国时期，大势所趋之下，全国各地的商帮纷纷式微，滇西三大商帮中，鹤庆帮江河日下，腾冲帮也裹足不前，唯有喜洲帮一枝独秀：一方面将经营重心转移到国外，“走印度，跑缅甸”，有效地延长了商业寿命；另一方面与实业联姻，将大量资本投入加工、制造、采矿、水利、电力等近代工业，不但没有衰落，反而蒸蒸日上，一跃成为滇西乃至云南首屈一指的大商帮。到了民国后期，满共1000余户人家的喜洲镇上，竟有坐商180多家、行商240多家，其中不乏豪商巨贾，有“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之说。
说到喜洲商帮，不能不提严子珍和他创办的“永昌祥”商号。严子珍之于喜洲商帮，一如胡雪岩之于徽商，而“永昌祥”之于喜洲商号，也几近“日升昌”之于山西票号。“永昌祥”以茶起家、因茶发迹，涉猎虽广，生丝、布匹、药材、山货、金银等几乎无所不包，但茶始终是命根子。严家人经营茶，远远超出了当时茶商买进卖出、贩来贩去的俗套，而是集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甚至可以说对茶业贡献良多：严子珍执掌“永昌祥”时发明了沱茶，这种酷似小窝窝头的紧压茶不但便于马帮运输更耐储藏，口感也更醇厚，至今畅销不衰；长子严燮成则创制出形如砖块的砖茶，后来风靡藏区，深受藏族人特别是牧民的喜爱。“永昌祥”最盛时，70多家分号遍布大江南北以及香港、缅甸瓦城、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员工超过3000人，资产达2000万银元（约合现在的40亿人民币），放在今天，也算是规模不小的企业。严家以外，董家、尹家、杨家等也都实力不俗。
很显然，几代人走南闯北甚至远渡重洋经商的经历，让喜洲人更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技术、思想意识乃至生活方式。“四大家”中仅次于严子珍的二号人物董澄农就曾采纳德国顾问的建议，从滇南地区收购废矿渣提取钨砂而大发其财。喜洲商帮在云南各地投资兴建纱厂、煤油厂、肥皂厂、味精厂的同时，喜洲也诞生了滇西北最早的水电站、图书馆、私立中学和女子小学，在这座堪称弹丸之地的边陲小镇上，从电灯、电话、电报、电影到收音机、留声机、小汽车，那个年代时髦的东西几乎一应俱全，“小上海”的美名不胫而走。
到喜洲的游人，不会错过小镇中央的严家大院，它是当年严家的宅邸之一、今日喜洲旅游的金字招牌，“庭院深深深几许”，占地2500多平方米的大院，走马观花地逛一圈也得费一番功夫。比起华美如故的建筑来，它早已逝去的主人更让人难忘。由院内的陈列和介绍可知：严子珍自幼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七八岁时就去卖水补贴家用，十几岁时进入商号当学徒，凭着过人的商业才华和不懈努力，一步步打拼，终成喜洲首富；他为人宽厚，对赶马人一向礼遇有加，从不做米面生意，也从不开当铺，认为那些是在赚穷苦人的不义之财；他信奉“诚信即资本”，“永昌祥”严格的号规中就有一条：不得短斤少两、以次充好；他乐善好施，发迹之后不是只顾置地建房，而是“举凡地方公共事业，皆倾力为之”，捐资修建学校、医院、图书馆等等。实际上，包括董澄农在内，一大批喜洲商人都同严子珍类似：出身微寒，白手起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望着黑白照片中身穿长袍、戴着圆框眼镜的严子珍老人，我们不禁要问：何以民国乱世，人人自危，一个尝尽世态炎凉的亿万富翁犹能保持儒商千年的道统？何以不出百年，而今太平盛世，从毒奶粉到毒胶囊、从地沟油到瘦肉精，会有这么多中国商人背信弃义，甚至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责任编辑：茶小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