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七万茶企抵不上一家英国立顿？这是关于中国茶叶的又一个命题。这个命题最初由新华社一名记者于2005年在参观英国立顿红茶研发基地后提出，到2008年的茶博会上再次发酵，引起广泛关注和反思讨论，时至今日这个话题依然不时为人提起，前一段的微博上依然有议论。《茶叶战争——茶叶与天朝的兴衰》一书，自然不可以错过这样重要的话题，也展开了讨论，甚至追溯到清末民初，说那个年代吃了洋茶苦头的中国茶商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了。一个话题讨论了百年却没有现状上的明显改观，着实让人尴尬！
如果仅从表面的数字对比来看，这样的话题不刺激中国茶叶界是不可能的，七万中国企业对一家国外企业，对于中国这个世界茶的故乡、第一茶叶大国来说，显然是感情上无法接受的，某种程度上也让茶叶界有一种蒙羞的感觉。但如果仔细对照中西茶产业之路，则能更客观地认识问题的关键。
首先，中西茶产业起步之初就有着天壤之别。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殖民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国茶叶资源的偷盗、异地试种和对茶叶技工的引诱，直至1840年代初次试种成功，并在1850年代开始大规模地商业运作。由于其发展茶产业起步就是为暴利而去的，所以采取的是完全资本化、商业化的办法，集中连片种植，企业化经营管理，而且为了标准的统一，也从起步之初就大力发展机制碎红茶这一紧俏的品种。而中国则不同，中国茶叶本来就品种繁多，地域差异较大，既有自己的消费习惯，又有出口西洋的商业生产要求，产品五花八门，早先是有什么出口什么，到后来西洋要什么再从农民手里收购什么，基本是被动的商业化，而且难以规模化、标准化。英国的立顿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规模化茶叶基地就够了，而中国的茶叶企业至今依然要靠千家万户来生产，这种根本性的差异至今没有办法扭转。
其次，中西茶叶的消费习惯和文化背景是不同的。
中国人以绿茶为大宗，而西洋以红茶为大宗，这既有传统的因素，又有商业的因素。中国人的绿茶习惯，不仅能最大程度地保持茶叶的营养成分，而且被赋予了过多的文化内涵，文人以茶为雅，道家、佛家又为茶叶注入宗教成分，几乎每个中国茶叶品种的背后都有着动人的历史文化故事。但西洋的红茶则不是这样的，先是商业因素的影响，绿茶难以保质，而红茶就好多了，仅此点就决定了长途海运会催生红茶为大宗；然后是红茶的可调和性，典型的就是加糖，而中国人喝茶除过少数民族以外，基本上是纯而又纯的，甚至连喝茶的环境都要求没有异味；还有便利性的因素在其中，中国人正儿巴经地喝一回茶那是很麻烦的，特别是绿茶，杯盏器具甚多，讲究也多；但西洋则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束缚和过多的讲究，方便的袋泡茶大行其道，可中国到现在还是把袋泡茶压制在低端茶的概念中。所以，当英国人以红茶为载体催生下午茶文化的时候，中国以绿茶为载体的茶文化还是停留在曲高和寡的文化范畴；特别是英国人可以端着袋泡茶方便地穿梭于茶桌之上的时候，中国人的茶道却是一副正襟危坐的场景；西洋人也许可以全民喝红茶，而中国人则断难接受一个茶叶品种喝天下的大一统局面。
第三，中西茶叶品牌的运作是不同的。
由于西洋没有那么多的历史文化约束，所以可以专心地去做商业品牌，在大的商业品牌下再去运作来自不同产地的地域茶叶品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品牌下的一个品类。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人的茶品牌首先是地域品牌，如绿茶首推西湖龙井，其次是碧螺春、黄山毛峰等十大品牌；青茶则以乌龙为大系，又有闽南乌龙、闽北乌龙之分，具体的地域品种如铁观音、大红袍等更是让人眼花缭乱；红茶、黑茶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复杂的茶叶分类与繁多的地域品牌，中国人能搞明白的也不多，更不要说外面的人。地域品牌多，也不见得是坏事，说明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但缺陷是茶叶品牌的运作往往落入地域品牌的窠臼，各个公司都在争抢地域品牌的正宗地位，却很难超越地域品牌去做真正的商业品牌，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问题，也是一个发展层次问题。所以，一些心急的地方政府，决心以行政的力量去整合分散的地域茶叶品牌，统一市场运作，这也算是一种办法，但对外可能管用，对内就不太管用，因为地域内的人还是习惯于地域品牌。
说了这么多，稍为梳理一下：
首先，中西茶产业的路数是不一样的，产业基础也是不一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是不一样的，这些共同造成了今天中国茶叶企业众多却小而散的局面，与立顿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中西茶产业的差异既然这么大，期望中国也产生立顿一样的茶叶品牌至少短期内是无望的，也不必过度羡慕，但可以反思产业上存在的问题；
再次，中国茶产业进一步做大，要内外有别，对外要按国外的市场需求去打造商业品牌和茶叶品种，对内要重点培育市场品牌以超越狭隘的地域品牌，但可以保留地域品牌的多样性。比如现在联想集团也杀入了茶产业的竞争，原来我们可能要喝西湖旁边的龙井，但现在联想的龙井就可以用大品牌的信誉保障来自于西湖旁边，或许将来联想的铁观音、大红袍也要上市。当市场品牌真正成长起来后，中国的茶产业才能真正摆脱目前的杂乱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