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的历史阶段划分，在元代以前主要是团饼茶和蒸青、晒青散茶，明时出现炒青绿茶，清初研制出武夷岩茶（乌龙茶类之特称）和红茶。中国六大茶类武夷山拥有其四，而且还是乌龙茶、红茶的发源地，因此武夷茶在中国乃至世界茶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汉代（Han dynasty）的武夷山是闽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越国破灭后，勾践后裔无诸，就在武夷山之南的城村筑都冶，建立了闽越国。从西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至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历时92年，这是武夷山历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由于闽越国王余善与汉朝廷对抗，扩疆，直至公开反汉，于是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派四路大军讨伐闽越国。闽越王余善的一些部将降汉，计杀余善。闽越国被灭后，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为由，诏令将闽越遗民举迁往江淮之间，以虚其地（杨琮《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
为了安抚武夷山的闽越族民，10年之后，汉武帝于天汉元年（前100年）在郊祀各路神祗时，特将武夷君列位其中，并令祀“武夷君用干鱼”（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八），以安抚闽越人。
以上说明，在汉代（Han dynasty），特别是汉武帝时，朝廷就知武夷山，并多有往来，因此纳贡和品饮武夷茶也就不足为怪、顺理成章了。据此，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多有茶诗文的苏轼（1037-1101年，字东坡），撰就的《叶嘉传》（《苏东坡全集》续集卷十二），以拟人手法歌颂武夷茶，并描写了汉武帝纳贡和品饮武夷茶的情景。
苏轼把闽茶取名为叶嘉，寓意“叶子嘉美”，并写到叶嘉“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说明汉时武夷山已有茶叶。
汉武帝得知武夷有好茶，即令建州太守搜寻并将之纳为贡品.
汉武帝见到叶嘉，非常高兴，曰“吾久饫其名，但未知其实尔，我其试哉”。表示要用当时煮烹之法——灸之、槌之、碾之、罗之、煮之……来品味武夷茶。
叶嘉入朝后，虽然遭到一些的妒嫉、攻击，但汉武帝品见之，深感其佳。说其“令人爱之”、“启乃心、沃朕心”、“真乃清白之士也”“朝廷宾客，遇会宴亭，未始不推于嘉”。说明武夷茶受到汉武帝的好品、赞赏，并作为宫廷的饮品。
后来可能是由于有的大臣贬之，汉武帝及朝中疏远了叶嘉。但过了一段时，汉武帝“颇思之，又命召嘉进宫”、“遂恩遇如故……”说明武夷茶再次被朝廷青睐。
最后，苏轼写到“氏于闽中，盖叶氏之苗裔也”。又云：“天下叶氏虽夥，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说明当时福建之茶已很名贵，然作为其代表的建安、武夷之茶更是高人一等。
苏轼《叶嘉传》是一篇研究中国古代茶史的重要文章，多有茶人对其进行解读、评论。当代茶圣吴觉农评点此文时说：“苏轼实际上是以拟人化的词句来赞闽茶……。”（吴觉农《茶经述评》第二版，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3月。）。
过去，大多都认为武夷茶的最早传说在南北朝的南齐（479-501），主要根据是清人蒋衡（1672-1743）的《晚甘侯传》（《云寥山人文钞》）。两文虽同系拟人手法的散文，但蒋文大都讲的是宋代建州北苑之茶，只有“森伯（晚甘侯之字）尝与王肃（南齐人）善”一句说到南北朝，其他都是写北宋之茶事，且把晚甘侯倒之到宋。相比之下，《叶嘉传》则多写到汉帝品武夷茶之情节，因此说苏文更近乎情理：一是在时间上，苏轼比蒋衡早了600多年，对武夷茶史了解也自然更早，且苏轼多有写茶诗文，其中写到建州、武夷之茶；二是苏文中的汉代朝廷与武夷山多有交。而蒋文中的南北朝朝廷则鲜见与武夷山往来。因此说在汉代就有武夷茶传说更具情理。虽然《叶嘉传》毕竟是拟人法散文，且文中有时间上颠倒之处，因此不是为考证之据。
但是原福建博物馆馆长陈龙的《闽茶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云：“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现丰硕，不难从出土文物中数以万计的陶器里识别出大量茶具，这再一次证实了汉代闽越国先民已普结茶缘的事实。”文物是力证，从中说明汉时武夷山先民已有用茶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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