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有文人士大夫参与的事例是宋代的苏东坡。他设计了一款“东坡提梁壶”，并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但保守地说，这大概只能算是美好的传说，采信证据不足。而时大彬、徐友泉等人也极有可能对文人壶的发展起到巨大作用，但都因为史料不足而无从确认。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他就是陈鸣远。陈鸣远的紫砂制作技艺“年少成名，特以表之”，他看似一位天才紫砂艺术家，其实许多的成就与他和文人常联系、互学习、相结合，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积极地将他们对自己所提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用自己的语言展现在紫砂之上。鸣远与文人的结合，堪称紫砂史上的伟大创新，它的出现，天才地把中国书画艺术中的诗、书、印、境，极其有机地融合到小小一把壶上，可以说，正是陈鸣远，奠定了紫砂壶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坚实基础，开辟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相交融的广阔天地。
紫砂壶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的紫砂艺人素养并不高，他们长期笼罩在前辈大家的成就之下，绝大多数艺人仅仅是描摹前人所作，亦步亦趋，缺少创新。壶形、制作技艺等方面的发展甚少乃至停顿。再者由于社会长期处于升平状态，在整个社会的审美观的影响下，陶瓷艺术的繁缛之风有所抬头。这一时期紫砂壶上出现了釉料等装饰，与紫砂质朴无华的本质很不和谐。而这一切也被当时一些有心的艺人和文人所发现。其中有突破性创造的要数杨彭年，陈曼生等人。曼生在宜兴附近的溧阳为官，结识了制陶名人杨彭年，并对杨氏“一门眷属”的制壶技艺给予支持。更因自己酷嗜砂器，于是在公余之暇，设计多种造型简洁、利于装饰的壶形。到后来，陈曼生亲自捉刀，以俊逸的刀法，在壶上刻雄奇古雅的书体和契合茶壶本身意境的题句，这就是名垂青史的曼生壶。自此，文人壶风大盛，“名士名工，相得益彰”的韵味，将紫砂创作导入另一境界，形象地给予人们视觉上美的享受。
继陈曼生之后，又有瞿应绍、邓奎、梅调鼎、朱坚等一批书画家积极参与，合作而成的作品极尽文人意味，有些由于社会动荡、战火连绵没有流传下来，但那些历尽艰难保存到今的佳作都已成为艺术奇葩而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