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铫”(diao)亦称石铫、纱铫，即煮水的容器，在古代茶书中又称“水釜”、瓢、鼎、镬。辞海中的解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烹器。”辞源中的解释为“有柄有流的小型烧器。”
根据《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滕军著)中先容，受中国明清烹茶道影响的日本煎茶道中使用的纱铫，一般是用白泥或红泥制成，容量在500—1000毫升之间，其中以日本文政时期(1818—1830)从中国潮汕、漳州地区入口的“文政渡砂铫”闻名。“文政渡砂铫”以白泥为料，壁薄如纸，煮出的水口感柔和，用此水泡出的茶香高味道美。而日本煎茶道则是在17—19世纪间将中国明代的文士茶变通定格，汲取营养，咀嚼其精髓而创成的。
从目前所知的中国历代茶书的内容中可以考证：在明代之前作为煮水的容器“铫”并不太讲究，只是“铜锺鼎鋞鋗鉇铫”中的一种铜制容器，而一般茶人只是较注重候汤的重要性。直到明代文士茶的流行与普及，对于茶器的讲究又上了一个层次。在明代张源《茶录》(1595年)中提到“桑苎翁煮茶用银瓢，谓过于奢靡。后用瓷器又不能持久，卒归于银……在山斋茅舍，惟用锡瓢，亦无损香、色、味。”而在中国茶史上据有重要地位的明代许次纾的《茶疏》(1597年)中有了更深的解释：“煮水器：金乃水母，锡备柔刚，味不咸涩，作铫最良。铫必穿其心，令透火气，沸速则鲜嫩风逸，沸迟则老熟昏钝，兼有汤气……”文中第一次提到“穿其心”的铫，也是历代茶书中提到“瓯注”时，以为“茶注以不受他气者为良……，往时龚春茶壶，本日时大彬所制，大为时人宝惜。盖皆以粗砂制之，正取砂无土气耳。”“……其余细砂，及造自他匠手者，质恶制劣，尤有土气，绝能败味，勿用勿用。”其后的茶书如屠本畯《茗笈》(1610年左右)中也有引用。而在明周高起《阳羡茗壶系》中“然炉头风雨声，铜瓶易作，不免汤腥，砂铫亦嫌土气，惟纯锡为五金之母，以制差铫，能益水德，沸亦声清，……”从此以后茶铫都以锡制为佳。从上述的茶书资料可以知道，穿心铫与时大彬的茶壶在明代万历年曾流行成时尚，且1597年左右时大彬的壶以粗砂为主，而跟着时间的消逝及泡茶方式的改变，穿心铫的名称也为人们徐徐淡忘。
穿心铫是明代紫砂茶具发展方向之一。但明代紫砂茶具的发展过程却颇多疑问。作为创始之器的供春壶始终无法确认。按周高起《阳羡茗壶系》，紫砂壶创始于金沙寺僧，后传于供春，供春擅作小壶，后时大彬游娄东后学作小壶。然后名工辈出，不可胜数。金沙寺址尚存，然又有明末周容《宜兴壶记》云：“始万历间大潮山寺僧。”大潮山在宜兴与浙江长兴交界处，寺址不可考。所谓寺僧当为后人托古之辞，不可信。“供春”首见于万历二十五年许次纾《茶疏》，原文“龚春”；万历三十二年闻龙《茶笺》亦记有“龚春”壶。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证为“供春”。吴骞引申为颐山家童。《宜兴县志》：“吴颐山，仕，正德丁卯发解元。”看来即便(龚)供春其人无误其作品也无法确认。所谓供春小壶亦无从说起。
金沙古井出土的紫砂提梁壶与吴经壶属紫砂肇始之器，当无疑问。吴经壶不晚于嘉靖十二年，金沙古井壶虽然在形态上比吴经壶更为原始，但时代却可能略晚于吴经壶。原因就是宜兴紫砂壶创始之初便产生了两个发展方向(图一)。一种是民间实用之器，如金沙古井出土之物。器形粗旷且不加修饰，另一类如吴经壶般，点滴中透着文人雅客的奇思妙想。张渚1509年就记述了煮水沦茶的详细过程，注汤用的是壶，煮水用的虽未明说，大体应该是瓷或锡铫。再看吴经壶，鼓腹小平底，和王问所画之壶无异。当为煮水之用。虽名为壶，实用作铫也。嘉靖十三年成画的文征明《品茶图》中，炉火之上的煮水器从横把造型看应为紫砂穿心铫无疑。那么至少嘉靖中期文人已经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而紫砂壶的功能已经转化为单纯的注汤器了。目前所见最早的紫砂穿心铫是近年徐州卫遗址出土的，时代不晚于天启四年。至时大彬时代，紫砂壶发展到一个较为成熟的新阶段。文人墨客争相追逐大家茗壶，紫砂壶的造型变化增多，壶上刻款开始流行，漳浦壶及扬州壶即为此期代表。及至时大彬“后游娄东，闻眉公与太原诸公品茶施茶之论，乃作小壶”，紫砂壶更趋于文人雅玩了。华师伊壶当具此期特征。金沙古井出土的壶和罐代表着紫砂器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高领口平底罐共的底部和腹部多烟炱黑灰，应为煮水之铫；而出土的壶已经作泡茶之用了。这种高领口罐煮水、提梁紫砂壶注汤的使用方式在民间一直沿用，并无变化。在蜀山窑址明代地层中的同类器物证明了这一点。直到清代初期，民间才开始使用紫砂穿心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