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古往今来，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春秋战国到近代中国至今，无论何时何代，何派何党，人们都关注人才问题，可以说，得民心者得人才，得人才者得天 下。汉高祖刘邦之得天下，乃是因人成事，后人看不起这个出身低微的市井无赖。可他曾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 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人才乃是国宝。古今中 外，哪个成就家国大业者不是因人成事，依靠济济人才之力？
何谓人才，就是人群中的才干者，出类拔萃者。人才，包涵三个涵义：一是才华学识特出者，二是德才兼备者，三是专业技术擅长者。
自古以来，中国先贤都相当重视人才，强调唯才是举；都在呼唤人才，龚自珍呼喊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大学，本来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但是当今中国高等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导致封建主义等级观念和资本至上，在人事制度上愈演愈烈。千千万万大学生，一旦毕业走上社会，无力创业，靠关系择业，靠金钱施才，被沦为社会权力和金钱的奴仆。老板视顺则昌，视逆则弃之如敝屣，大学教育回到了“毕业即失业”的时代，“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大学教授本欲作为，言传身教，用心良苦，却回天乏力，只得任其教育危机延续，不断凸显出中国人才培养选拔管理制度存在的三大误区：
一是人才标准之误：以名校划线来衡量人才，以虚假头衔来衡量人才，以学历学位为标准来衡量人才，以获奖级别来衡量人才，以海归派为人才精英，以人际关系选拔人才，致使人才的选拔标准，出现注重技术而轻德操，重理工科而轻人文学科，重热门专业而轻传统学科，重名校而轻地方院校，重海归派而轻本土人才，重家庭背景而轻寒门子弟，重功利而轻学术，重引进人才而轻培养人才，重人际关系而轻脚踏实地的老实人，重行政考评表格而轻学术环境。这种种人事弊端不改，优秀人才难以辈出。
二是教育管理之误。教育部门权力太大，大学自主乏力，教育官员背离服务之旨，凌驾于大学教授之上。其他国家是教授轮流服务制，而中国大学院系领导是任命制，招生规模、课程设置、职称评定、科研项目、各种评奖和领军人物培养，都控制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唯独大学教育仍然属于计划经济，从中央到地方实行计划指标。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几大失误（教育产业化、高校盲目合并、高校招生地域化、学科教材西化、中国人才流失等），都是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为。大学管理行政化，管人、管钱、管物，管考试题库，管学术交流；各个部门设置各种考评表格，急功近利，害得学者教授穷于应付各种会议、行政检查，学术科研人才脱变成机器，严重制约大学发展和学术繁荣。
三是人才使用之误：教育要因材施教，用才要量材而用。而今的高校组织人事部门，却反其意而用之：以官职诱惑人才，以名利扼杀人才，以权术桎梏人才，以体制约束人才，以派别压制人才，以等级取舍人才，以年龄排斥人才。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语境之中，世界的文化智者，都在惊叹大学的消亡；中国大学，也如同官场和商场，校长如同CEO，教授如同经理；研究生称导师为“老板”，不是鼓励潜心学问，商业气息浓厚，学术气氛淡薄，纯粹学者，寥寥无几，布衣教授，遭受冷落，科研和学术梯队难以为继。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中国高校师范之光已经黯然失色。中国高等教育这样的官僚体制，岂能造就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和德才兼备的人才？难怪现今反腐败所揪出来的“老虎”，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他们的大学精神何在？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他们原先的理想和情操，他们所信奉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炸得粉碎了。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人才之殇，在于体制；人才之困，来自管理。大学教育是彩云之上，是戈壁清泉。中国大学应该回归师范，回归大学之道，回归教育规律。教育产业化，可以休矣！我们呼唤天之骄子，我们期盼师范之光。因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因为贤良之才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期待一代贤才亲手托起。墨子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学业有专攻，人才有各色各样，但是人才的基本标准是贤良。在使用人才问题上，我们要牢记晏子的忠告：“国有三不祥：夫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知贤才，用贤才，任贤才，兼而得之，乃是国家之大幸，民族之大幸。一代贤良之才的成长，在于引导和培养；全社会都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蔑视大学生的社会风气不可助长；不要以功利主义标准来对待青年学子，不要轻视初出茅庐的大学生的发展潜力；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天之骄子，是创造中国奇迹的生力军。（蔡镇楚，201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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